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馮驥才:房子的故事

2019/08/27 11:33:45 來源:人民文學出版社  作者:馮驥才
   
人生的軌跡只有回過頭來才能看到。這條彎彎曲曲的軌跡上一定有一些拐點,或大或小,或明或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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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生的軌跡只有回過頭來才能看到。這條彎彎曲曲的軌跡上一定有一些拐點,或大或小,或明或暗。拐點改變你的人生。這些拐點有的是社會強加給你的,不可抗拒;有的是你自我改變的,由此你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愿望。拐點之后,或是方向變了,或是其中的內容與故事全然不同;你的人生一定變換了一片風景。


  我人生兩個重要的拐點都出現在1984年。它們全是經過自己的努力出現的,一個在生活上,一個在文學創作中。


  到了1983年,我在長沙路思治里閣樓上的生活已陷入困境,不單夏日里酷暑煎熬,無法寫作;隨著作品的影響愈來愈大,招來的各種人和事愈來愈多,每天從早到晚小屋里各種各樣的人來來往往,很難安靜下來。這期間,我已經在市文聯和作協擔任副主席,這種職務雖是虛職,不坐班,但碰到單位有事就跑到家中來找;再有就是新老朋友、各地的記者和約稿的編輯以及登門造訪的讀者。那時既沒有電話聯系,有事也沒有先約定的習慣,想來就來,門外一招呼:“是我。”或者:“是馮驥才的家嗎?”推門就進。最尷尬是吃飯的時候,既不能把人擋出門外,又不能停下來不吃,只好邊吃邊應酬,有時覺得像表演吃飯,很難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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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生活小景》 馮驥才繪 1983.4.3


  再有,我那時的書桌也是飯桌,吃飯時要先挪開桌上的書稿信件。客人來時,兒子就要躲到陽臺上做作業。這種狀況愈演愈烈,只能一次次找單位和上級領導。在計劃經濟時代,衣食住行全靠政府,爹親娘親不如領導親。幸好,當時已有“給知識分子落實政策”一說。這時,市委已經有個說法,要為我和蔣子龍解決住房的困難,正好我住的思治里的房屋屬于一個被抄戶的“查抄產”,也要平反落實政策,那就得分給我們房子,我們搬走,好給人家落實房屋政策;再說我們也是十多年前被“掃地出門”的被抄戶,也應落實政策,這樣從理論上說我們手里就有了兩處房子的資源,但相關的房管和落實政策部門的辦事人故意刁難我,他們不是不想給我房子,而是想從我手里得到好處。


  天津是個市井和商業的城市,從來不買文化人的賬,辦事講實惠,凡事有油水就行。這一來,我就必須與房管站、房管局、落實查抄物資辦公室、街委會,還有文聯和宣傳部多個部門同時打交道,解決住房的問題。落實政策的事很復雜,要應對很多環節和程序,在每個環節和程序上必須這些部門都同意,才算通過。于是,事情像螞蟻那樣一點點往前爬,往往一個小環節出點麻煩就停住了,這幾個部門就推來推去,急得我騎著破自行車跑這跑那。你送書給他們,根本不看,也沒興趣,不如給一包香煙管用。在那個沒有市場的年代,一切資源都被權力掌握著,要從他們那里得到“好處”真比從“猴手里摳棗兒”還難。


  后來,我找到市政府,據說只要一位姓毛的顧問說句話就頂用。可是要想見這位市政府領導極不容易,我聽說毛顧問住在睦南道一座西式的花園洋房里。我找到毛顧問那座房子,高墻深院,花木掩映,宛如仙居。我不能冒失去敲他家門,便設法打聽他每天的行蹤,終于獲知他天天中午都會回家吃飯和午睡,便趕在一個中午,提前騎車到睦南道,藏身在他家旁邊一條胡同里,待他回來一下汽車,趕緊從胡同里跑出來迎上去自我介紹。沒想到毛顧問人不錯,頭發花白,慈眉善目,待我很和氣,將我讓進他家。


  他的客廳很大,陳設卻很怪異。一邊擺了三個沙發,中間一張小桌上放著幾個杯子和一個白瓷煙缸,地上只有一個痰盂與一把印花的鐵皮暖壺,再沒別的東西。客廳的另一邊中間孤零零放一個木制的單人床。這種房屋電燈的開關原本在進門左邊的墻壁上,毛顧問的床擺在房屋中央,夜里睡在床上開關燈不便,就在屋頂的吊燈上裝一個拉繩開關,垂下一根挺長的繩子,下端系在床架上,開燈關燈只要一拉繩子就行了。那時的領導的生活確實挺清廉。


  我透過窗子看到外邊是個挺大的花園,綠蔭重重。我對他說:“顧問,你這院子真挺美。”


  毛顧問彎目一笑說:“我不叫它閑著,都叫我用了。”


  我再看,院子已改成了菜地,蘿卜和小白菜種了一排排。


  毛顧問很痛快,他說我的住房市里已有決定,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和查抄房產一并解決,分給我一偏一獨兩個單元,就在勝利路新建的一幢高層建筑中。他隨即說他會叫市房管局盡快給我解決,我直接去市房管局房產處辦理手續就行了。


  我千恩萬謝后走了出來,回家就把妻子兒子抱起來,說咱家要搬進皇宮了。可是依我的人生經驗,好事決不會一帆風順和輕而易舉地到來。此后我每次到房管局詢問,得到的回答都是“沒聽說有這事”。我托人向市政府毛顧問那里問,消息卻是反過來的,都是“已經告訴他們好幾次了”。房管局這位科長姓楊,細皮精瘦,肉少骨多,目光亮閃閃,精明外露。他是不是想要些好處?想到這里,我心里憋著氣,心想反正市里已經批準了,我偏不給你好處,看你怎么辦。我一犯犟,事情又拖了半個多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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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吾家午睡》馮驥才繪 1983.8.14


  后來,我想出一個高招,先打聽到毛顧問辦公室的電話,然后去找房管局的楊科長,又問我住房的事,他還是說不知道,我便抓起他桌上的電話打給毛顧問,這一打通了,我就對毛顧問說我就在房管局,他們說不知道,跟著我就說:“楊科長要向您匯報情況。”突然把電話塞給楊科長。


  楊科長措手不及,又不敢不接領導的電話,在電話里他肯定遭到毛顧問的訓斥,低聲下氣地對著話筒連連說:“我們馬上辦,馬上辦,您放心。”就這樣,我知道——我勝利了。


  緊接著我趕去北京開兩會。一天中午飯后,黃苗子和丁聰二老約我到他們房間里畫畫,吳祖光先生也在一起。那純粹是會議期間忙里偷閑的“文人雅聚”,我們正在寫寫畫畫、說說笑笑間,忽然張賢亮穿著拖鞋跑來,說我妻子來電話了,叫我快去接。我跑回房間拿起話筒,就聽妻子同昭興奮得說話的聲音都變了。她說咱們的房子分下來了,一大一小兩個單元,她已經從房管局拿到鑰匙了。我高興得真想竄起來翻個跟斗,馬上跑到黃苗子房間,把這驚天的喜訊告訴三老,話一說竟然情不自禁地掉下淚來。當即,丁聰為我畫了一幅漫畫像,這張像真有當時喜極而泣的模樣。吳祖光隨即題了“苦盡甘來”四個字,只有那時候的知識分子深知“苦盡甘來”是什么滋味。苗子先生笑嘻嘻在畫上寫了四句打油詩:


  人生何處不相逢,

  大會年年見大馮,

  恰巧鑰匙拿到手,

  從今不住鴿子籠。


  如今三老都已辭世。他們可愛又真誠以及當時歡快的氣息都留在這幅畫中,也清晰地記在我的心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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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聰為馮驥才畫像 黃苗子和吳祖光題跋 1984.3.23


  政協閉幕的第二天,我和妻子同昭就拿著鑰匙興沖沖去到了新居——云峰樓高層。這是開放以來我的城市最早蓋起來的一座高層樓房,毗鄰市中心最主要的大街——勝利路上,高達十五層,這已經是當時頂級的高層了。樓內有兩部電梯,外墻裝飾著精致的黃色馬賽克瓷磚,單元的格局很新穎,據說圖紙來自捷克。這在那個時代簡直是一座夢之樓。


  我的住房是對門的兩個單元,中間隔著一條走廊,每個單元都有單獨的衛生間和一個小小的淺綠色塑料澡盆。由于我們位居第八層,周圍沒有更高的樓,視野廣闊,陽光無礙,站在屋里,外面的街道、車輛、行人——連整個城市好像都在腳下,屋里一片通明。聽說這座樓采用了先進的船形地基,輕體墻壁,八級地震也奈何不得,再也不會遇到一九七六年那樣的災難了。我當時便有一種異常奇妙的感覺——從此我們的生活要轉彎了,前頭的風景一定美好。


  轉天我們就帶著清掃工具到新居打掃房屋,掃凈水泥地,擦亮玻璃窗,用清水沖洗過的水泥地面的氣味,混同著我們欣喜的感覺,現在想起來還能感到。當時沒有做任何裝修,甚至墻壁都沒粉刷就搬進去了。好像怕遲了房子又被收回去似的,那種心理只有經過這些事的人才會有。


  然而,我從舊居搬到新居時,幾乎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。當年我們是在抄家后一無所有時結婚的,一九七六年又經過一次傾家蕩產的大地震,家中很難再有完整的家具。我在《無路可逃》中說過,我的家經過兩次從零開始,一切物品全是兩次“出土”。所以在我搬進新居時,開電梯的姑娘小張說:“馮老師往樓上搬了七電梯東西了,怎么除去亂七八糟破桌子破椅子,鍋碗瓢盆,其余全都是書?”


  在最后離開思治里時,我把在這個生活了長達十六年、大地震時幾乎要了我命的住所里里外外仔細地看了一遍,為了更好地記住,然后關門下樓。待下到了二樓,我忽然想到什么,又返回三樓,站在樓梯上敲了敲側面的墻壁。我知道那里邊還有一些我秘密寫作時藏匿的手稿,我已經無法而且永遠無法把它們取出來了,時間太久了,我甚至忘了這些手稿上邊寫了些什么。我暗暗隔著墻壁對著里邊的殘稿說:


  “你永遠留在這里吧。你是我的歷史。”


  于是,我生命歷史的一個長長的階段才算畫上句號。


  此時此地是我的一個拐點,我從這里拐向另一樣的天地。


  本文選自馮驥才生活散文集《世間生活》


  (編輯:李思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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