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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知遠:對于我這代人來說,香港像是另一個精神故鄉

2019/08/20 14:37:22 來源:鳳凰網讀書  作者:許知遠
   
很少有人會再去認真地思考香港昔日的故事了,內地日漸強盛,它的榮耀早已遮蔽了香港的獨特性。

  編者按:這是許知遠2011年的舊文,里面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痕跡。正如他在文中寫的:“很少有人會再去認真地思考香港昔日的故事了,內地日漸強盛,它的榮耀早已遮蔽了香港的獨特性。”但是,當我們想要厘清眼下發生的一切時,我們還是不得不要回到歷史的痕跡里翻拾。


柏林墻與深圳河


文/許知遠


  一


  突然間,年輕的士兵開始奔跑,然后縱身一躍。這是1961年8月15日的凌晨的柏林,墻的修建已進行到第3天,它足有165公里長,將這座歐洲偉大城市攔腰截斷。它的修建者是東德政府,它為了制止東德居民包括熟練技工大量流入西德。


  被截斷的不僅僅是空間,還有人們對生活的希望。康拉德·舒曼19歲,是負責保衛這座迅速建成的長墻的很多士兵中的一員,他來自Riesa地區的Leutewitz,屬于東德,屬于蘇聯的陣營。歷史的潮流注定要深刻地改變他的一生,他3歲時希特勒自殺,而在他4歲那年,丘吉爾發表那著名的鐵幕的演講——世界被一分為二,雙方都宣稱自己是自由的象征。


  “過來,過來!”那邊的人一直在喊。這座圍墻已修建到最后一部分,它還沒有變成兩米高、頂上拉著帶刺鐵絲網的混凝土墻,而僅僅是鐵蒺藜的路障。或許康拉德·舒曼自己也說不清當時的內心感受,他大步躍過鐵蒺藜的行動,震驚了所有人,而攝影師彼得·列賓正好在場,他抓住了這一瞬間——頭戴鋼盔、肩負長槍的東德士兵飛過了藩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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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座墻和后來被稱作柏林墻,而清晨的那一瞬間則變成了20世紀最令人難忘的形象,在冷戰氣氛高漲的年代,它被解讀為“投奔自由”。


  在2009年6月16日的《曼谷郵報》上,我又看到了康拉德·舒曼的形象。不是那張著名的黑白照片,而是一座雕像,似乎是鋼材。在柏林墻倒塌20年后,人們用這座雕像來紀念那個偉大的時刻——19歲青年的一躍是自由的宣言。


  當事人的命運不像是照片一樣,不能定格在最燦爛的一刻,“自由之路”則充滿了苦澀。康拉德·舒曼被一輛待命的西德警車接走,并隨后獲取了在西德自由居住的權利,是西方世界自我證明的一個活生生的標準。他定居在屬于西德的巴伐利亞地區,在小鎮Günzburg遇到了后來的妻子。


  但柏林墻的陰影并未隨之消失。在之后的歲月里,舒曼一定不斷聽說過很多像他一樣的逃亡者,但大多數的命運不佳。他們被警察攔截、被槍擊,被電網擊倒……柏林墻從原來的2米加高到3米,觀察塔樓上的探照燈在夜晚格外閃亮。他肯定也擔心仍身在東德的家人與朋友,他們不知會因自己的魯莽而遭受何種牽連。


  “只有1989年11月9日(柏林墻被拆除)后,我才感到真正的自由。”舒曼后來說。但即使如此,他很少去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,似乎巴伐利亞比起他的出生地,更是他真正的家鄉。抑郁癥也一直困擾著他,1998年的6月20日,他吊死了自己。


  2003年夏天,我第一次去柏林。柏林墻是游客必達之地,就像是紐約的自由女神像,北京的長城,它是最明確的身份認證。


  哪里是柏林墻?警察必定是對這樣問題再熟悉和厭倦不過了,他熟練地指著地上的白線,然后一直向遠方延伸過去,還指明這里就是當年約翰·肯尼迪發表演講的地方。我在這個陌生的城市還沒找到方向,對于這座墻的歷史也并不十分明了,或許也無法猜想165公里的長度到底意味著什么。我看到了保留下的一小段柏林墻,上面盡是各種顏色與形狀的涂鴨,還有一截鐵絲網,旁邊還有很多年輕人的黑白照片,他們倒在了奔向自由的途中。從柏林墻建立后,很多人采用不同方式來躍過它,跳樓、挖地道種種,在后來看到的一份調查中顯示了這樣一列數字,5043人成功了,3221人被逮捕,239人死亡,還有260人受傷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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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次柏林之行,沒激起我太多的感受,我是一個典型的游客,隨著旅游手冊到來,還帶回了兩塊碎石作紀念——它們很可能是1989年憤怒和歡樂的人們砸下的。歐洲人與美國人或許能更強烈地意識到柏林墻的含義,因為這里飽含他們的悲劇和勝利。而對我來說,它仍是歷史書上的一頁,有點抽象、被過度詮釋。


  在它倒塌的1989年,一位美國人蒂姆·伯納斯·李還發明了萬維網,它隨即將人類社會帶入了信息時代。一種新的情緒也正到來,政治不再是支配世界的主要力量,商業與技術才是;地緣的劃分也不再重要,全球正在被連接到一起,所有的障礙都將被清除,人們將分享相似的物質與精神成果;關于自由與民主的觀念探討也將暫告段落,歷史已經終結,經濟上的自由市場、政治上的民主制,相輔相成,大獲全勝……


  我這一代人正生活在這樣一種氣氛中。柏林墻,像是已經終結的冷戰,笨拙、陳舊、悲傷、不合時宜……但真的如此嗎?


  二


  2003年,我也第一次去香港。同樣是第一次,它的感受卻要強烈得多。撲面而來的濕漉漉的空氣,還有那種特別的味道——潮濕的混凝土、海風、茶餐廳的氣味,混合在一起。對于我這一代人來說,香港像是另一個精神故鄉。槍戰電影、流行歌星、金庸小說、《龍虎豹》與葉玉卿,還有從旺角殺到銅羅灣的古惑仔,伴隨著我們的青春。不知是令人贊嘆還是汗顏,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里,600萬人口的香港為10余億人的中國大陸,提供著大部分的情感和娛樂服務。


  我從機場坐A12路雙層巴士,像是過山車一樣駛向香港島。道路總是清潔,一切都符規則,隧道是灰白交替的干凈顏色,每隔200米就是一個EXIT的標志。遠處的高樓都在閃亮,黃色發紅的光暈,霧氣中,顯得迷蒙。IFC、中銀國際與長江中心,有時就像藏在云層后面,而太平山則干脆消失了——山腰不斷興起的高樓遮住了它。我在西環下車,總是聞到一家專賣紫菜面條的小吃店中的湯味。瘦小的南方人在夜晚的街道上走來走去,說著一種我至今也未完全聽懂的語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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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與中國大陸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。后來,我乘火車從廣州前往香港,羅湖站兩邊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。如今,香港與廣州之間自由來往,深圳像是另一個新興的香港,至少在外觀上如此。


  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,廣東地區發生了三次逃港風潮。


  很多人從深圳游水過來,一些偷渡者表現出他們在匱乏條件下的創造力,他們在麻袋里放滿了乒乓球,作為救生圈。他們中很多人的經歷,是被遣返,再結伴到來,只要有恒心,他們最終總能到達香港市區。


  1962年,香港迎來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逃港潮,在半年的時間內,超過三十萬人涌入了這個擁擠之地。


  香港皇家警察尉遲信目睹了這一景象:“在35公里的邊境線上,成千上萬的人由內地走向邊界,活像一條條大蛇從‘中國高山’(梧桐山)蜿蜒而下。黃昏時分,已經有一大群人聚集,他們把自己組織成四五人并肩一列的隊伍,然后在本地民兵的護送下,推倒柵欄,走過來了。大多數是二三十歲的農民,也有老婦人和兒童。


  這些從“社會主義”來到“資本主義”的移民,成為了香港源源不斷的增長動力。從產業工人到上市公司的老板,從報紙創辦人到工會領袖,他們締造了現代香港的繁榮和進步。


  三


  “自由是不可分割的,只要一人被奴役,所有的人都不自由。”很少有人再記得約翰·肯尼迪1963年柏林墻邊的演講了,甚至也很難嚴肅地對待它——它不是冷戰宣傳的一部分嗎?


  也很少有人會再去認真地思考香港昔日的故事了。內地日漸強盛,它的榮耀早已遮蔽了香港的獨特性。至于40年前深圳河,它是歷史早已翻過的一頁,沒有太多品味的余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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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的深圳河


  我們生活在一個相對主義的時代,所有昔日確定無疑的價值觀正遭遇質疑。隨著悲劇的淡忘,就連一些基本價值觀也開始被忽略和嘲諷。進而,一種歷史感的消退開始彌漫,它的直接結果將是我們“思考的無能”,而思考的無能將導致文明的衰退和某種莫測的災難,所有之前已經爭取到的成就,也將因此而被毀壞。


  柏林墻與深圳河,這歐洲與亞洲的兩個小小的路標,提醒著我們,這一路走來是多么的艱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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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名:《一個流浪者的世界》

  作者:  許知遠

  出版社: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

  出品方: 理想國

  出版年: 2011-9-1


  (編輯:李思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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